2020-11-30 8:14:00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交流一下,我对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点学习心得。

  过去我们国家对发展的定位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前大家的认识是一个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但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其后,也在几个重要的场合,对这个看法重新进行了论述。由于我们过去是前面提到的,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现在提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不是改变了发展的方式,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在世界的贸易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巨大。如果中国改变了发展的模式,影响的不仅是中国,也会影响世界。所以这个论断提出来以后,在国内、国际上都受到高度的关注。


  从我自己的学习心得来讲,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新发展格局的看法,我想有短期的原因,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每个国家都受到很大的冲击,相对来讲,我们新冠疫情发生得早,但是我们的防控有利,所以生产很快恢复到接近正常的程度。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还在疫情当中,他们的生产,他们的需求急剧萎缩,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测,今年的贸易可能下滑30-32%之间,或者是二战以来最大的贸易下滑,这种状况,我们的出口市场必然萎缩,国内生产出来的东西,更多的必须在国内消化,这是短期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当然也会影响我们的出口,可是我们的经济还要发展,生产出来的东西,同样必须更多的在国内消化。我想这是短期的背景,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新发展格局,反应的是经济运行的基本道理。

  过去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出口在国内生产当中比重最高的是2006年,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35.4%,1/3高一点,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出口所占比例是17.4%,从35.4%下降到17.4%,已经减少了50%,为什么会下降到14%,反映的是两个,一个是我们的经济体量扩大了,一个是我们服务业的比重提高了,为什么这两个是主要的原因?大家知道现代制造业规模经济很大,规模经济大的话,如果你的经济体量小,生产出来的更多的必须依靠国际市场来消化,如果你经济体量大的话,生产出来的更大的部分就从国内经济被消化掉,拿一个具体的数字,2019年的时候,新加坡的货物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104.9%,超过他的GDP,主要的原因,出口当中有的是需要进口原材料中间部件,他在出口的时候,还算在出口的总值里面,所以他会比国内生产总值还高,我前面提到了,我们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不过就是35.4%,新加坡出口的比重几乎是我们的三倍,因为新加坡是小经济体,咱们是大经济体,所以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即使被认为是出口导向,绝大部分还是在国内消化,这是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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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19 9:22:00
  2020年5月15日,国发院第144期【朗润·格政】论坛《消费券的中国实践》研究报告发布会在线举行。本文根据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的演讲整理。

  2020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实现全面脱贫的一年。要达到这个目标,今年的增长率应该达到5.6%,5.6%的增长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不太难,但是“黑天鹅事件”新冠疫情突然暴发以后,对中国经济有巨大冲击,2月份停工停产,3月份开始复工复产。

  新冠疫情不仅冲击到中国,也冲击到发达国家,现在全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确诊案例,对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的冲击也非常大。

  思考中国方案最好放眼全球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必须放眼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的冲击,才能更好地了解对中国的冲击到底会有多大,以及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对于发达国家及世界经济,一些国际主要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经在连续调低增长预期。2月份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3月份变成全球大流行病之后,美国成为新的重灾区,已经有140多万人确诊感染、死亡超过8万人,同时还有巨大的金融、经济与社会冲击,美股3月8日以后连续四次熔断,1987年设立熔断机制以来,这种情况总共发生了五次,四次都在今年3月份的两周之内,累计下跌幅度超过30%。美国股票市场崩盘以后也影响到欧洲和全世界,有些国家的股票市场下跌将近40%。

  另一个必须重视的影响是就业。新冠疫情还造成美国的失业率急剧增加。5月8人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已达到14.7%。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暴发后,美国失业率最高时为10.8%,如今成为二战以来美国失业率最高的一次。为此,美联储动用了7000亿美元救市,还宣布了无限量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特朗普则出台了2.2万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计划,帮助困难家庭和企业,规模达到GDP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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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4 7:58:00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已经多次下调今明两年世界各国的增长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和石油价格的闪崩,导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在3月份出现4次熔断,和一个月以前的最高点比,道琼斯股票价格指数已经断崖式下滑超过三分之一。在美国股市崩盘的带动下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股市也纷纷下跌,有的甚至已经下跌了40%或更多。


  自1月份以来中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的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并为世界各国防范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时间窗口期,但是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足够重视和采取得力措施。目前疫情的国际传播在迅速加快,多国进入暴发期。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11日将新冠肺炎正式确认为全球“大流行”疾病。


  疫情扩散,影响最大的是像伊朗那样医疗条件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面临的风险也很大。表面上看,发达国家医疗体系很发达,不过国家动员能力弱,当疫情在某些城市或州县扩散时,集中收治面临巨大挑战,很可能因为缺乏有效治疗和隔离措施而增大疫情全面扩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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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0 8:02:00

     要保护家庭、保障消费、提供社会安全网、帮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很荣幸能在这个特殊时期以这种新科技的方式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我将介绍一下疫情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再讨论我们该怎么办。


  疫情暴发现状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去年的GDP增长为6.1%,今年预期增长是5.6%或更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今年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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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5 8:00:00
      我想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谈今天的主题“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及能源革命、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战略”中几个关键词的内部逻辑,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众所周知,经济发展的一个表现就是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升,就要靠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不断提高,基础就是技术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比如一个低收入国家,其产业主要是农业,当它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主要产业会变成为制造业,到高收入阶段,主要产业将以服务业为主。

  现代化过程不仅体现为上述产业结构的变化,每个产业所用的技术也在不断变化。比如农业,低收入的传统农业一般用农户自留的种子和农家肥,变成现代农业以后,升级为改良的品种、化肥、农机等。制造业也是,传统制造业是手工作坊,使用简单的工具,现代化制造业所用的机器设备越来越多,对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要求也更高。

  总体而言,农业的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低于制造业,服务业的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也低于制造业。传统技术的能源使用密度和排放密度都接近于零,但现代化技术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中的能源密度和排放密度都越来越高。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环境的倒U形曲线——刚开始都是青山绿水,但非常穷;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主导产业转向制造业,同时农业使用现代化技术,能源和排放密度提高,因此环境随之恶化。当一国慢慢进入高收入阶段,主导产业变成服务业为主。服务业不需要用太多机器设备,以人力投入为主,对电力、交通等要求下降,单位产值的能源密度和排放密度又开始下降,环境相应得到改善。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有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来治理环境。

  理清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逻辑关系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但环境恶化程度也相当严重。国内理论界和舆论界还由此产生一个说法,把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归因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速度太快,是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的经济快速发展。

  我认为这个说法未必正确。环境恶化当然与经济发展有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81%的人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采用的也是传统技术,比如耕地大多是人力和畜力,所以当时真是青山绿水。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制造业崛起,农村也开始采用拖拉机和化肥,排放密度和污染程度加重,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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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9 8:13:00

     只有金融体系的结构与实体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相互匹配,才能有效发挥金融体系的功能。现阶段我国究竟存在哪些不匹配的结构矛盾呢?

  根据现阶段我国实体经济结构变迁的趋势,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金融体系存在对应的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性矛盾(如图1所示):

  第一个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

  第二次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是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以及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

  第三个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是小微企业升级与中小银行之间的结构矛盾,产业升级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产业升级与债券市场之间的结构矛盾,产业升级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结构矛盾。

  图1 我国现阶段支持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结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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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15 8:01:00
    在今年年初达沃斯论坛上,与会者最担忧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发达国家尚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完全复苏。危机之前,发达国家长期的年均经济增速为3%—3.5%。目前,美国经济复苏最佳,然而即使特朗普政府大幅减税,2018年美国经济也仅增长2.9%。据有关预测,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可能降至2.5%,2020年将跌至2%。欧洲国家经济增速自2008年起徘徊在1.5%左右,日本经济从1991年以来平均增长率仅在1%上下,发达国家恐将陷入长期增长疲软。二是逆全球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的真实工资并未增长,中产阶级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发达国家将之归因于全球化,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三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每年都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30%以上。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通道,增速在2016年降到6.7%,2017年回升至6.8%,2018年降至6.6%。与会者担心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减弱。

  当前世界确实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任何变局都是“危”和“机”同生并存,应对得当将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固然有双轨制遗留的体制性改革未完成、人口老龄化等内部原因,但考虑到巴西、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国家以及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高收入经济体,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增速下滑而且幅度更大,共同的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同时,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下滑,但增长的质量显著提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强调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但是真正推行的国家很少,我国则推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3年的努力,传统产业加快改造,新动能加快成长,使得重点行业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

  展望今后,最重要的仍然是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保持定力,抓住主要矛盾,找准改革突破口,就能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这是我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当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今后两年,降成本和补短板的发力空间十分巨大。

  从降成本看,目前已开始为中小企业大幅减税。从补短板看,可补的方面还不少。就产业而言,我国当前产业多属中低端,可向中高端升级。其次,以往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城际间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和港口,但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如地铁、地下管网依然不足,5G商业化运用带来新的投资契机,污染防治领域的短板也亟待补齐。此外,目前我国仍处于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住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我国也具备补短板的资金优势: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积累的负债总额占GDP不到60%,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二是民间储蓄接近GDP的50%,减税等措施可激发民间投资意愿。三是我国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四是我国利率和准备金率高,可通过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的方式增加货币、信贷供给,以支持投资。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就能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增加消费,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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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4 7:39:00
 从金融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企业所需资本不多,金融业给予企业家提供资金,要防范企业家经营能力存在的风险以及其是否可信等,最合适的金融安排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

  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的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与其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增长从本质上来讲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背后则是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从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说,是一个经济体每个时点上的产业、技术以及“硬”的基础设施和各种 “软”的制度安排等都是内生的,内生于其在那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但是随着时间变化是可变的。处于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的相对丰富量是不一样的,要素禀赋和它的结构决定这个经济体这个时点的总预算与要素的相对价格。而要素的相对价格则决定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技术,要变成竞争优势还需要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微观基础则为企业的自生能力,即一个具有正常管理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不需要外在的保护补贴,就可以获得市面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要求其所在的产业必须符合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且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这样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要素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最低水平,从而具有竞争力。

  当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就是结构不断变迁,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而这些都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那么要推动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升级,就要先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比如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成资本密集型产业,就需要先转变要素禀赋结构,让资本从相对短缺变为相对丰富,其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产业就能升级。在产业和技术变化之后,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也相应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才能把比较优势变为竞争优势。

  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都假定人是理性的,但是主流经济学一般产生于发达国家,一般将发达国家的结构认为是唯一合理的结构,任何与其有所差异的结构都被认为是扭曲的,必须向发达国家的结构靠拢。而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不同,因此其最优的产业、技术和基础设施、制度安排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内生的。在经济转型方面,新结构经济学承认各种扭曲的内生性,因此主张采用渐进的双轨方式来实现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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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17 7:53:00
       即使连续39年9%以上的增长率之下,中国的增长潜力仍然巨大,因为中国在创新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还大有可为。中国未来20年应该还具有以8%的速度增长的潜力。

    中国仍然拥有非常强劲的经济发展潜力,这种潜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中国是否能够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还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应对技术创新和工业升级过程中的外部性,以及遇到的其他问题。

  发达国家或者高收入国家即使只有2%-3%的增长,其增产力也是非常强劲的,而中国恰恰具有后来者的优势。过去39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4%。在未来,中国是否可以维持高速增长呢?答案取决于中国还存在多少后发优势,这取决于中国和高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的差距。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研究院的研究,2008年,中国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21%,这是1951年日本、1967年新加坡、1977年韩国的水平。这些亚洲经济体恰恰是利用后来者居上的优势,实现了连续20年的8%-9%的年均GDP增长率。因此,中国未来20年应该还具有以8%的速度增长的潜力。

  在工业革命4.0的新的部门,这些部门的周期性比较短,12个月、13个月有可能研发新技术,这些技术的发展取决于人力资源,而中国恰恰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供给。同时,中国在新经济方面表现出非常强劲的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有信心的。中国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这样一种增长潜力是来自供给侧的。这种增长潜力到底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呢?这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中国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还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应对技术创新和工业升级过程中的外部性,以及遇到的其他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战略恰恰是要帮助中国很好的应对外部性,类似于德国的“工业4.0”计划,以及印度的“印度制造”,以及美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系列的产业政策是类似的,中国可以实现进一步释放潜力的目标,以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不是9%那么高,也可能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需要这样的增长,中国的增长对全球也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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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4 11:12:00

如果现有的技术已经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等于技术发明。如果现有技术跟世界技术前沿有差距,创新除了自己发明之外,还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实现。

林毅夫:准确认识我国五种产业类型

  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创新包括在未来的生产中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或者是进入的产业的附加价值比现在的高,即产业升级。前者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如果现有的技术已经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等于技术发明。如果现有技术跟世界技术前沿有差距,创新除了自己发明之外,还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实现。就后者而言,如果现有的产业已经处在世界最前沿,产业升级必须通过发明新产品、新产业来实现。但如果现有的产业附加价值跟世界前沿的产业附加价值还有差距,在产业升级的时候,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来实现。 

  我最近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的中国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的产业:

  第一种是追赶型产业。不仅中国自己有,比中国发达的国家也有,如装备制造业,中国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德国也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同样的装备中国制造的价值100万美元;但同样功能的装备由德国来生产的话,可能达500万美元。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

  第二种是领先型产业。这指中国在该产业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包括家电产业(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以及高铁等。中国已经处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第三种是转进型产业。这指过去中国领先,但后来由于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而领先地位不复存在,这类产业称为转进型产业。

  第四种是弯道超车型产业。这类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主要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和技术的周期短。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力资本目前跟发达国家比差距并不大,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金融、物质资本的积累,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两三百年,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三四十年才快速积累,存在差距。如果一个产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明创造主要是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从要素禀赋的结构来看的话,中国跟发达国家并没有明显的比较劣势。对这类短周期、人力资本投入为主、金融投入相对少的产业来说,中国可以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进行弯道超车,而且中国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优势。中国人多,人才多,并且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新发明、新创造出来的产品或技术在国内可以马上获得很大的市场。如果这个产品有硬件的需要,中国又是各种部件配套最齐全的国家,所以中国在弯道超车型产业上面的创新也具备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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